《背后的故事》是徐冰利用黄麻、树枝和一些塑料垃圾等模仿清代龚贤的一件作品。作品在玻璃上完成，这是从玻璃背面看到的效果。

原本只能容纳600人左右的礼堂被围得水泄不通，就连讲台上、窗户上也挤满了人，这种上世纪80年代听讲座的火爆场景再次重现。近日，徐冰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了题为《我的艺术方法》的讲座，这是自今年1月7日徐冰就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以来的首次讲座，也是他自上世纪90年代初旅居海外以来首次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如此大规模的演讲。

    有问题就有艺术

    讲座从徐冰在央美上学时的一张素描习作《大卫》开始，这张《大卫》曾被靳尚谊先生认为是美院建校以来画得最好的一张。但是徐冰的艺术观在当时艺术思潮的影响下已开始发生变化，他后来认为，好的艺术家其实都是思想型的人，思想才是艺术的关键。他说：“一个好的艺术家对社会、对时代、对文化、对他与社会的关系等等的认识都超于他的同代人。他又有一个本事，就是他可以把这种思想用一种艺术方式说出来，或者用他的行为方式解释出来。我觉得好的艺术家、有价值的艺术家都是这样。”

    徐冰创作艺术不考虑艺术本身，不考虑艺术的风格和材料。他在讲座上反复强调自己对艺术的态度：“你生活在哪儿就面对哪儿的问题，有问题就有艺术。”他说：“我几乎从来没有从材料的角度来考虑过艺术。因为，你不考虑艺术这个事儿，你就是一个有无限潜能的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有人苦于思索是抽象好还是具象好，是雕塑好还是绘画好，是写实好还是观念好。这是没出息的。就好比你好不容易想了一个东西，说我要做这个，以为是没人做过的。但你把抽屉一打开，里面已经塞得满满的了。你要是从这样的考虑进入，你就无从下手。”

    “从问题出发”，这就决定了徐冰出国后的作品与他的自身处境密切相关。在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面对文化冲突、误读、尴尬等等困境，他开始尝试做一些小型的装置作品。他说在新的文化环境下说话能力下降，形成了与自身文化的巨大反差，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孩子，于是他开始意识到当代艺术的问题和人类创造的局限性。

    给懒惰的思维制造障碍

    2003年，徐冰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被要求在当地参与一个公益活动。徐冰便去中学给学生上课，教他们写英文方块字。他觉得不用管这套想法艺术上有没有价值，但将一个想法提供给社会它肯定有益处。他告诉日本学生，今天不是要来教他们写新英文这种书法，“我是要让你们对过去的知识和概念有一个新的态度和认识”。

    徐冰把自己这种打破常规的思维方式比喻为“电脑病毒”，是给“懒惰的思维制造障碍”。他希望自己的作品去刺激习惯的思维方式，给人提供一个阻断，一个打击。他认为人的思维是懒惰的，都是靠概念和知识来行事。于是固有思维没有碰到过的东西就成为了思维的障碍。徐冰认为这是有益的阻截，重新启动，将会打开更多的思维空间，促使新概念生成。他说：“我的‘文字’，是一个不好用的字库，它不是通过沟通、表述、传达来起作用，恰恰是通过不表达、阻截沟通、制造障碍来起作用。这和日常文字的功能是相反的，虽然它们都有一个文字的外表。就像电脑病毒似的。”

    徐冰将自己这套方法归结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它不是给你讲道理，主要的工作是给思维找麻烦。因此，徐冰的作品让西方人觉得简直不可思议，他们无法想象徐冰是怎样做到的。徐冰解释自己是用中国传统的哲学和文化去处理当代艺术，作品流露的东西其实是很单纯的。

    “艺术为人民”的概念不会错

    1980年代，前卫艺术思潮席卷了整个艺术界，而当时徐冰已经对“假、大、空”、“吓人”的艺术开始反感。他认为作品应该平易近人，“首先让观众接受，不应该把观众吓走”。于是，徐冰的作品总是试图围绕着艺术怎样去服务社会和人民来思考。

    《艺术为人民》（Art for the People）是徐冰“新英文书法”系列作品中非常著名的一件作品。而“艺术为人民”的思想源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是现在很多艺术家已经不去想“艺术为人民”这个问题，大多数艺术家想到的只是自我表现。

    徐冰对“艺术为人民”的看法有着自己理解，他认为这是他们那一代人最根深蒂固的艺术理想和最初所受的艺术教育。“我觉得在中国长大的艺术家必然带着社会主义艺术教育的烙印，就跟人老了以后最本真的东西就掩盖不住了一样。我们理解的艺术，其实包含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鲁艺的精神。这里面有咱们艺术教育最初的理想。这个东西没法磨灭，它总是在你的深层的艺术理想中起作用。不管是什么时代，什么概念的艺术，我觉得‘艺术为人民’这个概念是不会错的。”

    徐冰说这是自身背景提供的一个特殊的思维角度，而对于艺术家怎样做到“艺术为人民服务”，他的理解就是用自身的创造性和智慧向社会提供有益处的东西。

    探索、思考当代艺术中的东方精神

    去过纽约徐冰工作室的人都觉得他的工作室不像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室，而像一个书房。这是因为徐冰做文案和思考的时间要远远多于他动手的时间，每做一个艺术方案之前他都会去查找大量的资料，做深入的研究。这是徐冰的作品充满了文化的力量，充满了智慧与思想的原因之一。

    徐冰认为“新英文书法”将西方人对文字的认识提升到了欣赏的高度，因为西方没有书法，而“新英文书法”的出现使他们拥有了自己的书法。徐冰的“新英文书法”对于懂英文的人而言是可以正常阅读的，这源于英文变形的字根训练。在讲座期间，有学生问徐冰是不是把方块字变成了英文，徐冰却笑道：“你为什么不理解成是我把英文变成了方块字呢？”

    在苏州博物馆开馆展上，徐冰创作了《背后的故事》，这是利用黄麻、树枝和一些塑料垃圾等模仿清代龚贤的一件作品，并和原作同时展出，引得大家叹为观止。这被他称为“影子的绘画”。这里他强调了中国的艺术与自然的关系，而这与油画、西方艺术完全不同。

    有学生觉得徐冰的方法很西方，但是徐冰并不认同。他认为自己作品的智慧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包括对图像的敏感。在徐冰眼里，中国人早就进入了“图像时代”，因为中国汉字每一个就是一张“小图”，甚至《芥子园画谱》就是一本字典。他说：“这些作品看起来很西方化，但其实都源于中国的传统，我使用中国符号也和自身的文化根源密切相关。”

    现在他的作品《地书》正在将全世界搜集来的生活标识、符号编辑成一本用“图像”讲故事的书。这本书的阅读并不取决于受教育的程度，而取决于对当代生活介入的多少，因此，它可以让在不同语系下的当代人进行无障碍的交流。这里，徐冰并不回避自己作品中存在的实用性，他反而认为这样的作品体现了“未来性”，会对社会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