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欣淼展望两岸故宫交流前景_行业人物_画廊网-中国画廊行业资讯网站

郑欣淼展望两岸故宫交流前景

编辑：　发布时间：2007-07-12　来源：

2005年10月，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共同迎来了80周年华诞。两岸故宫，共守数以百万件计的珍贵文物。50余年来，中华文化一脉传承的瑰宝，隔着一湾浅浅的海峡，遥遥两相望。　　正值两岸故宫同庆80华诞之际，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愉快地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在谈及两岸故宫举办展览、文物研究、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内容时，他表示，故宫作为一个文化整体不容分割，任何人为的阻隔只能是一时的，两岸故宫的深入交流是历史潮流，共同合作乃大势所趋。　　“我相信，‘三希堂’国宝如果能合在一起举办展览，将会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记者：今年两岸故宫共同迎来80周年华诞，海内外华夏儿女都很期待分隔两岸的“三希堂”国宝有重聚的一天。两岸故宫是否有过合办展览的构想？　　郑欣淼：2003年4月，北京正处于非典时期，我接受了台湾一批媒体的采访，包括电视台、电台、通讯社等。我当时谈到了关于两岸能否合作办展览的事情，欢迎台北故宫的藏品到大陆来展览，并与北京故宫合办展览，其中就包括“三希堂”的《快雪时晴帖》。台湾方面提出如果到大陆来办展，担心文物被大陆方面扣押，尽管我一再向他们说明并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估计这里面有一些复杂的政治因素。这件事情从去年到今年，目前还未办成。　　其实，两岸合作办展览是大势所趋，因为两岸故宫的文物是相互关联的，彼此关系非常密切。比如你刚才问到的“三希堂”国宝。“三希堂”原本是乾隆皇帝设在养心殿内的书房，有人说有6平方米，有人说有8平方米，总之是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却因为藏有王氏家族的三幅珍贵字帖而声名远扬。其中，王珣的《伯远帖》与王献之的《中秋帖》藏于北京故宫，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则藏于台北故宫。《伯远帖》是目前业内公认的王氏家族的惟一原作，属难得的晋人书法真迹；而《快雪时晴帖》与《中秋帖》均为早期的摹本，亦弥足珍贵。　　说起来，“三希堂”的这三件国宝也颇有故事性。其中的“二希”——现藏于北京故宫的《伯远帖》与《中秋帖》，在溥仪出宫前就已经流失宫外，被袁世凯手下的红人郭世五所收。北平解放前夕，其子郭昭俊携带“二希”去了台湾，欲卖给台北，因郭索价太高，最终无法成交。郭只得再将“二希”带到香港，并抵押给银行赖以度日，眼看抵押到期而无钱赎回，按惯例“二希”可能会被银行拍卖并流到海外。当时的中央政府和周恩来总理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下定决心花了45.8万元将两件稀世珍宝赎回，“二希”也得以归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仔细想来，当时中国的财政收入全年也不过100来亿，又逢抗美援朝的特殊时期，国家政府能出巨资购买流失文物，实属不易。而藏于台北故宫的《快雪时晴帖》，溥仪原本是计划带出宫外的，结果在出神武门时被军警在行李中查出并扣押。当天即派人买回一个大保险柜，由当时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委员长李煜瀛先生亲自放置并在外加了封条。该帖战争期间随文物南迁，最后运往台湾。　　你提到很多人关心“三希堂”国宝何日重聚，这恰恰反映出华夏子孙要求统一的美好愿望。这三件文物原本就在一起，分开也只是暂时的。我相信，“三希堂”国宝如果能合在一起举办展览，将会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本身不可分割的这种关系，决定了两岸故宫的交往不可能人为地永远阻断下去。” 　　记者：两岸故宫都拥有丰富的藏品，彼此应如何开展学术上的交流，从而做到互通有无？　　郑欣淼：两岸故宫文物藏品在构成上还是稍有不同。当年运台的故宫文物约有60万件，其中清宫档案文献38万件，善本书籍近17万册，书画、陶瓷、玉器、青铜器等各类文物5万余件，加上抵台后征集的文物，现总计65万余件。而北京故宫原有明清档案800万件（1980年划归国家档案局，成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善本特藏50多万件，器物书画100万件，总计达960万件。现北京故宫有藏品约150万件，其中1949年后征集24万多件，80%以上仍为清宫旧藏。这也充分表明了两岸故宫文物的一脉传承，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双方的第一次合作出现在1995年，两边各出76件文物的图片，在香港共同编辑出版了《国宝荟萃》一书，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　　其实，我在两年前提出“故宫学”，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含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故宫要以博大的胸襟和开放的姿态，提供良好的研究平台，促进海内外包括两岸故宫之间的交流，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虽然故宫有一部分文物到了台湾，还有一些档案流失海外，然而不管这些文物如何珍贵，若离开了北京故宫这个母体，必然是孤零零的。如果要对它们研究，要对它们价值认定，是不可能离开故宫这个特定环境的。这几年，一些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学者到我们这边来，仔细参观一些宫殿，这是因为它们与藏品之间有关联，可以进行深入研究，比如宫廷的历史文化，宫廷的历史场景，等等。同时，主要的清宫旧藏还是在我们这边，所以他们也需要经常过来看一些藏品。去年台北故宫博物院石守谦院长还给我来信，介绍他们的专家来故宫看字画。我们今年80周年院庆成立书画、陶瓷两个研究中心时，也特意邀请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参加，他们对此表现出很高的兴致，感觉这种交流很有必要。　　我个人认为，由于藏品的这么一个渊源，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对于台北故宫来说，如果要深入、整体地研究他们的藏品，只有和北京故宫加强联系。同样，由于台北故宫也拥有一些珍贵的清宫档案和藏品，我们在出版相关书籍和深入研究某个问题时，也需要他们的协助。本身不可分割的这种关系，决定了两岸故宫的交往不可能人为地永远阻断下去。也就是说，两岸故宫的交流并非出于个人的一厢情愿，也不是因为国家呼吁我们要加强联系才交往，而是随着彼此学术研究的发展与深入，本身就有这样的要求。双方的这种交往并不基于人为因素，人为的可以阻断一时，但深入的学术研究只会越来越得到加强，各方面的联系也会更加紧密。我们有专家到台北故宫进行过讲学活动，我们开的一些国际研讨会也会邀请一些台北同仁，包括上次的清史国际研讨会，这次的古陶瓷国际研讨会，等等。我认为这是双方的共同需要，这是学术本身发展的要求。　　“两岸故宫中的任何一件故宫文物，一旦被纳入‘故宫学’的范畴，就会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 　　记者：您是在用“故宫学”的深层含义诠释两岸故宫之间交流的必然性，对吗？　　郑欣淼：我提出“故宫学”就是要把故宫本身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看待的，这个整体决定了你不可能去单个研究某件文物。比如“三希堂”的作品，如果离开了“三希堂”，或许可以单独研究王羲之、王珣、王献之的书法地位或艺术成就，但如果和“三希堂”联系起来研究便是另外一回事了。它们带有皇帝的题跋，有收藏的过程，有流传的经历，这就给这3件作品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和丰富的内涵。我们可以通过乾隆的题跋去研究他的艺术趣味和审美观，研究他本人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等。在“三希堂”这样一个办公兼休息的小天地，雅致地布置这些艺术品，我们可以想象他在日理万机之余，欣赏3幅旷世之作所带来的愉悦感受。透过一些诗书与相关的环境，我们可以看到清代的一些君主具备很高的文化素养，这是很有意义的。　　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表明，两岸故宫中的任何一件故宫文物，一旦被纳入“故宫学”的范畴，就会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研究可以有各种方式和角度，但“故宫学”将大量的文物藏品与故宫的古建筑、发生在宫殿中的人和事结合起来，在研究文物时不忽视历史内涵的价值存在，这样的研究就不是孤零零的，而是有血有肉的，也最具代表性。相比研究范围不断扩大而规律难寻的“敦煌学”，“故宫学”最大的好处在于它的研究内容永远围绕着皇宫，每件藏品都有源头，或者是地方进贡，或者是皇家定制，或者是国际交流，等等，并与宫中的人和事结合在一起，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　　“我对李敖说，这个责任在我们身上，我们宣传不够，我们展示不够，大家的了解不够。” 　　记者：继年初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北京后，今年陆续有很多台湾政界、商界及文化界名人参观了北京故宫博物院，作为院长，您本人也多次陪同讲解，比如不久前刚刚造访北京的李敖，对此，您有什么感受？您对两岸故宫的交流有哪些展望？　　郑欣淼：李敖这次来访跟我有过一次会谈。我对他说，李敖先生，我曾经看到你在凤凰卫视上讲过，北京故宫的精华都到了台北，北京故宫只剩下皮，瓤都在台北故宫。这其实不仅仅是你的看法，包括我们大陆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认识，认为好东西都走了。我对李敖说，这个责任在我们身上，我们宣传不够，我们展示不够，大家的了解不够。听完我的介绍后，李敖也看了不少东西。那天我特意安排他参观了钟表馆、珍宝馆、武英殿等，又让他在漱芳斋看了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王珣的《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等书画作品。看完之后，李敖对我说：“郑院长，我为我原先说过的话感到忏悔。”他用了“忏悔”这两个字。　　李敖当时还讲了他在台北故宫的清宫档案里看过的一个记载，雍正皇帝当年曾经送给台湾一批瓜的种子，雍正说，如果你们能试种成功，只需要送20颗瓜给我便可。李敖表示，站在历史的高度，今天台湾的水果销到大陆也是完全应该的。其实，从李敖在台北故宫看到珍贵档案这件事情，也能反映出两岸故宫的清宫档案、藏品之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性，二者不容分割。　　两岸故宫之间加强交流是大家共同的愿望，社会的关注也能反映出这一点，我们也在积极努力推动。我看目前一切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这是迟早的事情，因为学术本身的研究是割不断的。